问题官员复出要有严格的审查程序吧

问题官员 复出 须经过一套严格的考核和审查程序。就目前来说，要完善人大制度，加强人大在问责官员中的作用。

否则道歉将会遥遥无期 作为去年标杆式恶性事件 江西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 中的两主角 宜黄原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原县长苏建国，在被免一年后已悄然 复出 ，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。邱、苏两问题官员的复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。确实，去年9月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 发生时，为平息民愤，江西有关部门曾宣布对二人免职处理，并立案调查。按照人们的天真理解，一个官员被立案现象，意味着其政治生命应该说基本终结。想不到这边立案调查结果还未见到，那边就迫不及待地解除管制，重新上任了。

看来的确有些让人郁闷。不过，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中，出现这种民愤颇大的问题官员复出的现象，也不奇怪。很多问题官员不都是这么复出的吗？有些复出的时间更短。相比于此，江西方面可能还有些 委屈 ，两位官员可是在 闲赋 一年多后，才 出山 的，这并没有违反相关的制度规定 据说，在有关的问责制度中，明确规定官员被免职后，若认识到错误，并有所改正，是可以视情况在满一年后重新上岗的。

正鉴于此，日前有舆论呼吁，建立问题官员终身禁止复出的规定，就好比运动员违反竞赛规则终身禁赛一样。不过，我以为该规定出台的可能性很小。在一个官员主导的社会里，要官员自缚手脚，是不现实的。何况，很多官员认为，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，一些领导干部做到今天的职位，除自己的努力外，党和政府也投入了相当大资源，不能因为出了问题以后就弃之不用，言下之意，这是对资源的浪费。另外，一些被问责的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，其免职时，是允诺了一定 回报 的，如待遇或未来的升迁机会。风头过后，不让人家复出，这是 政治失信 ，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，也是很严重的事情。

人非圣贤，不可能不犯错误，甚至严重错误，对问题官员当然不能一棍子打死。但在当前做不到终身禁出的情况下，对问题官员的复出，至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和严格的审查机制，并向公众说明，才能服众。否则，这边说要免职，那边过不多久就重新任命，给公众一种被愚弄的感觉，这样的事一多，势必会使公众丧失对政府的基本信任。

为此，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目前这套问责制存在的问题。对官员的问责是一个体系，换言之，政府及其官员在其中不仅要承担法律、行政、政治，还要担负道德伦理；不仅要对渎职失职官员进行惩罚，更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 交代 。因此，由谁来发动问责这个程序就至关重要。

但是，我们对问责制的认识，多半还是停留在有一事问一事、出一事责一事上，仅仅是为 平民愤 而去问责，这就容易使得对出事官员的追究并不是由人大发动，而是由上级部门发动，本质上，这仍属于传统的 自上而下 的组织处理。这种只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，显然难以实现问责的目的，也难以服众，甚至有可能异化为 丢卒保车 的手段。从而，问责制中最重要的对公众及其民意的回应和交代，我们基本付诸阙如。

出现这种情况，与当前行政体制中权责不清的弊端也有关。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，并以法律来规定。没有明确体系的问责制度极可能成为一种摆设，难以得到顺利推行或根本无法实施。而现在的问题是，权责过多集中于政府，政府权责又过多集中于一把手，此种情形下，单就某一官员个人而言，制度安排很难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。如果每一部门和每一官员不能明确自己的权责，也无法通过恪尽职守避免失误发生，那么，机会主义的态度就是用问责去平息民怨，从而，不排除在问题发生之后，人为设置一些承担者。因此，在这里，手段本身成了目的。

如此看来，事情很明了，问题官员不是不可以复出，但须经过一套严格的考核和审查程序。就目前来说，要完善人大制度，加强人大在问责官员中的作用。问责如果是由人大基于官员在事件中的而作出，不是为平息民愤而由 组织安排 ，那么，这样的问责不仅体现民意，公开公正，也增加了被问责官员今后复出的难度，因为他要复出就须经过人大这一关。另外，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，明确官员，让权责充分对接，以及在全社会培育问责的制度文化，包括来自制度的硬规定，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，来自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等，在问责制中都很重要。